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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章 老房子的家（第1页）

言归正传，扯了半天总算到正题——这是我家的老房子，叫“老房子”是因为新房还在盖。我对它的记忆不算多，毕竟那时年纪小，可那年冬天的爬犁事儿，却记到现在。

那年我把家里的破爬犁玩坏了，知道爸舍不得用好木板子重做，就耍了个小聪明：把破爬犁横在屯里的爬犁道中间。我是屯里最小的，大伙疼我，怕撞着我不敢滑，只能去叫家长。爸没辙，当晚就给我做了个新爬犁，还往上泼了水冻硬，滑起来“嘎嘎快”！后来我才懂，不是爸不愿做，是那时候好木料金贵，他舍不得。

秋天的老房子周边，藏着我最鲜活的回忆——那时总爱摆弄夹子，在林子里、田埂边布下陷阱，偶尔能逮到野鸟、野鸡或兔子，把小日子过得热热闹闹。

小时候的快乐真简单，这些带着泥土气的小冒险，成了老房子留给我为数不多的温暖印记。

一脚踏进老房子，奶奶的声音总像掺了蜜糖似的涌过来：“外头冷不冷？快坐炕头暖和暖和！”可爷爷永远是那个闷葫芦，坐在炕梢抽着旱烟，烟圈一圈圈裹着他，像层化不开的雾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沉默不是天生的，是被岁月和遗憾压出来的。

爷爷年轻时是大庆油田的工人，听说那会儿他俊朗得像刚抽条的白杨树，还和一位女大夫好上了——两人情投意合，连孩子都有了，是个“问题小子”，或许就是我从未谋面的大爷。可太爷太奶舍不得独自远走，明明大庆离家不过二百多公里，在那个靠马车和步行丈量距离的年代，却成了“远隔千里”。他们谎称病重，把爷爷骗回了家。此后每次爷爷要走，老两口就“旧病复发”，来回拉扯几次，他终究没能再回大庆。那封写了一半的信，大概就压在哪个褪色的木箱底，连同大庆的风，一起成了他心里的结。

奶奶常说，爷爷是后来才变了的。他成了家，娶了奶奶——按我的猜测，该是他的第三任妻子，前两任的故事家里从不细说，只偶尔从奶奶的叹息里听见些碎片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他怀里多了个锡酒壶，每天喝得半醉，眼神也渐渐浑浊。我总觉得，那酒不是辣的，是苦的，不然怎么会把一个鲜活的人泡得沉默寡言？

我对爷爷的记忆停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冬天。那时新房快盖好了，他却查出了癌症晚期，医生说“没必要治了”。他坚持回老房子，让堂哥从医院弄来杜冷丁，说“不想走得太折腾”。炕还是那盘热炕，只是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连抽烟的力气都没了。开春前的某个清晨，他就那么走了，没住进新房，也没再提过大庆。

家里的事简单得很，没有争家产的狗血戏码。大伯早早就搬出去自已盖了房，姑姑嫁去了邻村，我爸是老幺，守着老人过日子。日子像老房子的炊烟，慢慢悠悠地飘，只是爷爷走后，炕梢那个沉默的位置，总空落落的。

（PS：闲话少叙，下一章故事正式开场！系好安全带，咱这“新手司机”要带你们看一场风起云涌的重生大戏——可别中途下车哦！）